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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锫坚
苏小和的新书《局限》有一个很强烈的主题，这就是企业家的难处。比如陕西石油老板，德隆的唐万新，还比如温州的中小企业，甚至包括财大气粗的湖南电广集团老板魏文彬，这本书都从一个一个细节入手，把他们的难处写得让人心疼。
这几年，有关中国企业家的悲剧纷纷上演，唐万新的全面溃败、黄宏生的身陷囹圄、陈久霖惊人的亏损、倪润峰莫名其妙的被骗，以及顾雏军的正式批捕，他们都因为制度的滞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总结这些企业家败走麦城的深层次原因，大众的怒火被这些悲剧的浅表性要素点燃，他们把愤怒的口水吐在这些具体的企业家身上，道德的审判完全掩盖了对体制的思索，对公平的渴求变成了对效率的践踏。民众的愤怒经过长时间发酵，直指任何一个已经或将被置放在聚光灯下的企业家。
苏小和的思考略有不同。2005年4月，他曾经洋洋洒洒几万余言，为监狱中的唐万新说话。当顾雏军被关押，他也撰写文章，为顾辩说。这并非出于对弱者的同情，而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与尊重，以及在一个更加开阔的层面，看到了中国企业家们面临的窘境。
现在看来，苏小和的辩说有道理。
显然，民众的愤怒主要来源于转轨期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一条模糊的分界线将社会隔绝成为两个营垒——弱势与强势阶层。强势阶层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能力调配资源为己所用，用各种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理、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将社会资源纳入囊中。唐万新、顾雏军这样的企业家调动资源的能量有目共睹，在其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中，他们得到了从政府、经济学家、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这使他们似乎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但很少有人冷静地想想，不管是唐万新，还是顾雏军，他们的身份背景并非官方，这正是他们的脆弱之处。他们要持续成功，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能否得到政府和社会制度始终如一的保护，二是是否具有成为优秀企业家的素质，两者缺一不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商业帝国的倒塌，只不过证明了这些人一度拥有的保护其实非常脆弱，他们表面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借用。稍微有点产权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风光的企业家，对其名下的财产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在这样的意义上，唐万新、顾雏军这样的企业家，与那些满腔愤怒的人们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从清末算起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寻求转轨，100多年了，但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盛宣怀具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翘楚。今天唐万新、顾雏军所遭遇的一切责骂，盛宣怀几乎一一尝遍，他也曾经堂而皇之地将朝廷与股民投入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挪作他用，也曾经在掌控的所有企业中任用私人，也曾经私自涂改账册，分别在朝廷和公司内部用两本账。事实上，他主管的企业一再遭到户部核查，如果不是李鸿章、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大力扶持，早就销声匿迹，盛宣怀根本进不了中国企业悲剧史。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依附权贵，甚至成为权贵阶层？苏小和认为，答案很明显，明显到只需要我们有一种说出来的勇气。看看盛宣怀，他的悲剧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结束就停止，所谓命运沉浮，几起几落，身后的盛宣怀用一种历史的方式再次诠释了中国企业家的悲剧命运。进入民国以后，盛家家产被抄没了两次：一次在民元时期，罪名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因为盛宣怀是引起清末大乱的铁路收归国有与西方公司合作政策的主导者；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江苏，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对盛宣怀冷静的重新认识，起于20世纪80年代，距离盛宣怀辞世70余年。
历史会记下今天，唐万新、顾雏军，还有倪润峰，他们有着与盛宣怀相同的难处，这就是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大众原始性的平均主义暴力，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
《局限》，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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